棕色皮肤，乌黑突发，蓄着胡须的罗伦佐•伊赫桑•芬奇博士拥有西班牙及土耳其血统，但他却是一名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怀揣着对生物科学的兴趣和梦想，他一路从美国来到中国，来到北大，用对科学的热忱和生活的豁达，成为北大高端科学研究工作者的优秀表率。作为北大少数的外籍专才，罗伦佐既是一位充满热忱的科学研究人员又是一位乐观积极的文化探索者。

与生命科学的缘分

罗伦佐出生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本科毕业于新墨西哥大学。他从高中时期起就建立起对生物科学的热忱之心，并利用课余时间考取了美国医学护理执照。基于对生物医学的兴趣，他在本科学习期间，便开始在医院从事创伤护理人员的工作，同时根据平时在医院的实践经验，开始从事有关心电图的医学研究。他在医院工作过程中的杰出表现及形成的优秀研究成果，使他最终成功获得了美国艾森豪尔医学奖学金的资助。

2003年，他曾计划到中国四川成都参与一项关于癌症熊猫的研究，但由于当时恰遇“非典”时期，行程被迫取消。此后，他辞去医院的工作，并申请到麻省理工大学化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在麻省理工大学化学院六个月的研究中，他主攻有关人体内部病菌的传播路径问题，获得了许多第一手的实验数据，并对酶学有了深入的研究和认识。麻省理工大学的研究项目让他第一次收获了从事科学研究的经验，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在生物科学领域进行研究的决心。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在结束麻省理工大学的研究工作后，他便师从酶学学者黛布拉•达纳韦-马里亚诺（Debra Dunaway-Mariano） 在新墨西哥大学从事长达四年的研究，并成功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关于“生物修复”问题的文章。而后他又申请到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结晶学实验室从事博士阶段的学习。他对有关生物修复以及针对脑膜炎的不同酶蛋白都进行了深入而广泛实验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对生物修复及治疗脑膜炎的药物设计工程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医学支持作用。

学术生涯的转机

2011年，当他获悉哈佛大学教授王家槐在招聘博士后，并要在北京大学建立一个实验室时，他感到非常兴奋，并立即提交了申请。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与王家槐教授以及曾一起合作过的张研教授从事有关“细胞表面受体参与轴突导”的研究。罗伦佐在采访中一再表示，在他的科学研究生涯中，他始终感受到一种冥冥之中与中国的联系。2003年，他曾计划到四川成都参与癌症熊猫的研究，因“非典”未能成行，留有遗憾，但心中始终未放弃来到中国进行研究的信念。在麻省理工大学和新墨西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期间，与他共事的多名研究生均来自中国。他说：“我的心里一直感觉有一扇通往中国的门向我打开，当我面对到北大工作的职位时，我立马意识到这将是一个好机会。”

罗伦佐和王家槐教授之间不仅有密切的学术合作，在生活中也是一对挚友。王家槐教授更是对罗伦佐出色的科研能力赞不绝口，他说：“罗伦佐是一名很出色的博士后研究员，实验室里的所有同事包括我在内都很欣赏他到北大加入我的团队的勇敢决定。”说到王教授，罗伦佐说：“王教授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先到美国留学的中国人，他有着中国学者最踏实质朴的研究态度与精神，作为一名美国人，能跟随王教授的脚步来到中国，我感到十分荣幸。”他们的研究项目是《轴突导向在神经系统发育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以X射线晶体研究细胞表面受体》，简单来说即是用X射线晶体学的方法来了解“轴突导向的蛋白结构”，从而了解轴突导向在神经系统发育中的分子机理，以此解释人类神经系统发育及病变的过程。

人类的大脑是人体中最复杂的器官，持有负责区别、感知、认知和运动的功能。人类的大脑有超过100亿个神经元，是星系中恒星的10倍左右。罗伦佐说：“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理解这种复杂的电路形成。一个新生的神经元轴突所面临的问题可以用这样的比喻来理解：我刚搬到了北京，对北京的道路环境不熟悉，那我怎样才能确定我的路线，到达我设定的具体目标，好比说要从北大到奥林匹克体育场，我要如何通过各种方式到达？我可以查阅地图事先熟记路线，也可以依靠地标帮助我认识路线，或者也可以依靠道路环境中的线索，如在体育场中人群产生的噪音等等因素来判断目标。就像作为一个旅游实践一样，神经元也是使用各种战略相结合的方式寻找它的传播路径。我们感兴趣的就是这些神经元是如何找到目的地，如何选择路线的。所以我们的研究问题也可以被称为‘轴突指导或交替轴突路径’。”

问到他为什么要研究人类大脑的神经系统的问题时，他说，目前人们对人类大脑仍有很多未知和疑问。大脑的无数个神经元细胞是如何互相连接成一个无比复杂的神经网络来发挥功能的呢？此外，由于细胞表面受体在癌症病变的产生过程承担一定的角色，通过了解大脑的细胞表面受体便能有助于了解该细胞的退化过程，进而帮助人类了解许多不治之症如癌症、老人痴呆症、帕金森等病的病理机制，为针对这些不治之症进行医药制造生产提供可能。

在过去的二十年，他们从事的研究在神经科学领域非常流行，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在此领域进行许多努力，其中包括来自牛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所，他们之间展开着一场积极而良性的竞争。罗伦佐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在该研究领域获得相关的突破性进展。

探索不同文化，适应新环境

对于北京的印象，罗伦佐说，最初觉得北京是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会，然而到了此地他才真正对北京的广阔、大气和飞快的发展程度感到惊讶。他认为，北京是中国对外的一张学术文化名片，这基于他对北京所拥有的许多学术与文化机构的认识和判断，同时，他也深刻体会到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所散发出的深沉的吸引力。

说起在北大的学习生活，罗伦佐说，他始终把在北大的研究工作置于优先地位，基本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科研中，仅仅利用一点空闲时间学习汉语。虽然每次学习汉语的时间很短，但他始终坚持每周上三次汉语课，以确保不间断自己的汉语学习。他认为，学习汉语是生活的一项乐趣，并希望趁着在中国的时间把汉语学好。因为他认为，通过身边人的视角去看待事物，是与他人在工作中良好配合的基础，而他希望能从中国人的视角看待世界，所以学好汉语是最直接的方式。他还认为，使适应变得困难的因素往往是人们对事情的发展方向有了不同的期待，如果语言相通，每个人的期待就更容易达到一致，事情就变得简单而美好。当然，罗伦佐在实验室以外所面临的最大困难仍是语言障碍，尽管还不能完全熟悉汉语，但他始终在努力适应这个新语言环境。他说：“当人们面对自己不熟悉的事物时，常常会感到困惑，然而当他们适应了，困惑便会烟消云散。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有豁达的心态，就以饮食习惯来说，虽然北京的食物和美国的食物差异很大，但我认为有些中式菜肴美味极了，若仔细品尝，别有一番风味。”从这点可以看出，罗伦佐是一位乐观积极的文化探索者。

虽然忘我地投身研究，罗伦佐在北大还是交到了许多好朋友。他说：“与其呆在舒适的国际朋友圈子，我更加希望能认识更多的中国朋友，因为我想以中国人的视角看待中国。”目前他的工作伙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博士后也有中国的博士后，他感激中国朋友对他初到北大的关心和帮助，这使他更快地适应了北大生活。他有一个中文名——“小罗”，这是中国同事给他起的，他表情欣喜地说起这个名字，并说这个名字拉近了他与中国同事之间的距离，他十分喜欢这个名字。虽然罗伦佐平时的空闲时间不多，但他经常和中国朋友一起健身和用餐。他说，希望在天气转暖时，能和中国朋友到一些北京著名的旅游景点游览观光。此外，他还是一名交响音乐爱好者。最近，他注意到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有交响乐的演出，于是他买了票邀请中国朋友和他一起共赴美妙的“音乐之约”。

无论身在何处，都要谦和豁达

在北京和波士顿两地分别进行过研究，罗伦佐认为两地有很多相似和相异之处。当他在波士顿做研究遇到问题时，他能从其他大学如：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等机构中寻找相应的资源和帮助。而在北京进行研究时，他也会向院内的兄弟实验室，及其他一些大学机构，如清华大学生物物理研究所及中国科学院等研究所寻求一些研究帮助，他很庆幸在北京有许多能够提供研究支持的地方，这为他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北京和波士顿两地进行研究的不同点则体现在研究材料的获取上。由于美国在生物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一份实验材料在波士顿可能在几天内就能获得，而在北京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时间。面对这样的情况，罗伦佐学会了提前进行实验设计和准备实验材料。

罗伦佐说，他发现在美国读研时期的中国同事大多回到中国工作和服务，这让他认为中国的生物科技领域正在发生着显著的发展和变化，许多来自世界各国的大型科技企业都到中国投资，加上许多华裔科学家从海外回归，这些都能证实他的说法。此外，中国政府不遗余力的支持为生物科技领域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他认为，中国将来会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军国家，这也是促使他来到中国从事研究的原因，他觉察到这里有许多发展机会，他也希望将来会有更多的外籍科学家来中国从事研究工作。